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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祺 MA WANQI

耿耿丹心 气节千载

  是工商巨子、爱国志士,又是社会贤达、商界名儒。
  他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濠江风云,也让濠江见证了他的不老人生。

  在八十多载的风风雨雨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以对祖国的赤诚书写自己的光辉历史,疾风劲草,肝胆照人。有感于此,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九旬高龄时曾经手书“气节千载”以赠。这四个遒劲的大字,正是马万祺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
  马万祺1919年10月出生于广东南海县(现划入广州市),祖务农,父经商。在他15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两年之后,他继承父业,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经营粮油食品及土产批发业务。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信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准则。他为人随和,商运通顺,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青少年时代,马万祺亲眼目睹了日寇侵华的暴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开始在心底萌芽。1938年,他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此时的他并没有悲观,在友人的帮助下,他来到香港成立泰生商行、永裕商行,很快恢复了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
  1941年,他移居澳门,决心在困境中闯出生路,北向内地深入,南向海外发展。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日寇铁蹄踏进香港,他刚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幸亏他那时正在澳门处理商务,这才免遭战祸。于是,澳门就成了他生存和事业发展的根据地。
  在澳门站稳脚跟后,马万祺想到的首先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如何支援内地的抗日。在这里,他与友人一起,先后开设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和恒记公司。凭借这些商行公司,他们申领到大批棉纱、布匹、药品的进口许可证,千方百计地把抗战最急需的物资和医药用品运到内地,对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支援内地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也是在澳门,他结识了在港澳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的潘汉年、夏衍、阳翰笙、茅盾等人。因为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也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的拥戴,他将团结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一起抗日视为己任,义无返顾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1943年1月15日,马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共结连理。罗柏心的父亲罗裕兴是马万祺父亲的生意伙伴。罗裕兴非常喜欢马万祺,认为他在马氏同辈青年中最聪颖求实、质朴宽诚。罗柏心是罗家长女,端庄美丽,谈吐大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新婚大喜之日,正值国内抗日战争艰苦严峻之时,于是,一对新人决定将婚事从简,将准备用作结婚酒席费用的5万大洋捐献给了广东妇女会战时儿童教养院,救济在战火中受难的儿童。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澳门、广东,成了当时一段十分感人的佳话。
  抗战胜利后,马万祺身患疾病尚未痊愈,而且经济基础亦未稳固,但他仍以国家大事为重,致力于阻止内战、宣传民主的工作。他在澳门筹组创办了《澳门商报》,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局势。他经常来往港澳之间,组织发动港澳工商界和各阶层人士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支援祖国解放事业,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马万祺亲任团长,带澳门各界同胞代表回内地慰劳解放军。1950年5月,他与港澳实业界爱国人士代表团回内地观光,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50年代初,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在香港澳门,有人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前途丧失信心,纷纷抽出资金另寻出路。在这个时候,马万祺却满怀信心地在澳门从事房地产业和工业投资,同时开始经营与大陆的贸易,积极推动澳门工商界与内地的贸易,在澳门经营国货并转口到东南亚、美洲等地。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一种精神,马万祺在澳门的事业日益发达。他在几十年间开办的公司以及所担任过的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真是不少,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他名下公司已有20多家,其中的大华行投资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澳门新中行有限公司等等,都是很出名很出色的企业。
  在马万祺所担任的多得难以胜数的职务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他在澳门中华总商会的任职了。这是澳门最大的一个民间团体,在澳门回归前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的代言人,澳门的社会和工商业事务大多是通过他们与澳葡行政当局交涉和沟通的。马万祺从1949年起担任总商会副会长,从1983年起担任会长至今,一共做了33年副会长和22年会长。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总是站在最前面。
  由于历史的选择,马万祺接受人民的重托,先后担任了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后来又连续担任了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马万祺爱国爱乡,在实现澳门回归祖国的进程中做过重大贡献。他是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名誉会长、名誉主席。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多方听取澳门同胞的意见,以使基本法既符合“一国两制”的总方针,又符合澳门同胞和葡萄牙后裔的利益和愿望。他主张保持澳门的安定,维护澳门的经济繁荣;主张澳门回归后,应保持金融、贸易、国际往来、税收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不变;主张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应改善学校教育、社会福利、劳工保障、市政交通以及居住环境等等。他的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澳门的顺利回归起了促进作用。
  除了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马万祺还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不过人们以前很少留意于此,直到近些年来他的诗才才受到了广泛注意。其实,在诗词领域,马万祺已经笔耕不辍70余年,无论在诗词数量或是艺术质量上都是相当有成绩的。现在能读到的他最早的诗,是1937年冬的《同仇抗敌》:“可恨倭奴太逞凶,同仇敌忾怒发冲。牺牲已至关头后,万众一心扫孽戎。”那时的他才十七八岁。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和他有过交往的文坛泰斗夏衍就说过:“万祺兄于经营工商业、服务社会之余,仍能以诗词抒其怀抱,其情挚,其言真,信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1998年,他的诗作被结集出版,定名为《马万祺诗词选》,邓小平为之题写了书名,叶选平、夏衍为之作了序。
  迄今为止,马万祺已经出版了三部诗词选集。他的诗也和他的为人一样,胸怀磊落,朴实坦诚。它们不是一般文士酒后茶余的娱情遣兴之作,而是诗人一生为民族振兴、祖国统一奔走、呼号的写实,是充满着爱国情怀的赤子心声。正如著名诗人艾青所赞扬的,它既是“人生怅触的抒写,也是历史风云的纪录。”
  马万祺曾获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和暨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还是广州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顾问教授。作为澳门工商界的名儒,他十分热心教育、文化和慈善事业。早年,他曾倾资赞助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和澳门大学;赞助澳门最大的民间慈善医院镜湖医院;1948年,他拿出自己的流动资金,支援了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夏衍、欧阳予倩、瞿白音、以群、章泯等人在香港的拍片活动,其中包括由夏衍编剧、欧阳予倩导演、舒绣文与冯吉主演的《恋爱之道》,葛琴原著、章泯导演的《结亲》,章泯编导的《静静的嘉陵江》和以群编剧、欧阳予倩导演的《野火春风》等。新中国建立以后,他的善举就更多了:向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向水灾灾区捐款,在内地兴办公路、大桥、学校,捐助北京2008奥运会……
  虽然身在澳门,但是对于身后的祖国,他总是以拳拳之心、赤诚之情相追随。
  [原文附照片11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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