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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培根 GAN PEIGEN

老金融学家原来也是“海归”派

  他戏称自己是“老金融”。他尽职尽责地发挥着老金融的作用,真诚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能量。

  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常常会有一些时髦的新词被创造出来,“海归” 就是一个。
  不过,“海归”虽是新词,“海归”人士却早就有之。著名金融学家甘培根,便属于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
  56年前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时,甘培根刚25岁;如今,他已经年过八旬。从当年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青年到今天的“老金融”,他不但见证了祖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风雨历程,而且与之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1942年夏天,17岁的甘培根从他同时考取的武汉、重庆、燕京等五所大学中,选中了自己慕名已久的、刚从北平迁至他的家乡成都的燕京大学,就读于经济系,成为该校在成都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和当时南迁的许多名牌大学一样,燕京大学也聚集了许多中国著名的教授、学者,师资力量很强,在这所名校,天资聪颖的甘培根收获颇丰。
  除了获得知识,甘培根在燕京大学也获得了爱情。大二时,他认识了刚从金陵女大转学到燕大新闻系的女生康力。康力出身颇为显赫,其父康心之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而且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交往极深;康力的姐姐康岱沙则是被从延安派到重庆、跟随周恩来工作的工作人员。几年的同学生活,甘培根和康力朝夕相处,相爱日深,终于在1948年结为伉俪。
  甘培根是在结婚后不久,考上国民党政府的自费留学的。他出夔门跨国门,去的是美国加州的太平洋大学,读的是硕士。在异国他乡,甘培根日以继夜,只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学业。1949年10月,由于思乡心切,他等不及参加硕士论文答辩,就急忙踏上了回国的轮船。
  这次回来,他原本的打算还是要先回美国去的,因为那边还有论文答辩没有完成。可是,亲眼看到新中国所呈现的勃勃生机,看到祖国处处洋溢的建设高潮,他热血沸腾,坐不住了。满怀着报国之志,他立即带着妻子和女儿北上,来到了首都北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之后,他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处工作。
  但是,生活的道路曲折坎坷。就在他施展才华起劲工作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右派小集团头头”的帽子,与几百名“右派”一起,被送到北大荒853农场接受监督劳动。沉重的心理压力,艰苦的劳动环境,终于使他病倒了,他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以至于1961年春夏之交,当其他“右派”都已陆续获准离开农场回北京时,他却因病重走不了,发着高烧,孤单一人在病床上躺着将近两个月。幸亏康力历尽艰难赶到北大荒,用担架将他抬上火车接回北京医治,才保住了生命。可是,他的一条腿还是落下了残疾。那一年,他36岁。
  在1963至1977年期间,甘培根总算能静下心来认真钻研业务,他翻阅了大量书籍,从自己在燕京大学时所学到的货币学知识入手,潜心搜集、整理和研究起了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他不但参与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二、三辑的编纂出版工作,还运用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与人合译出版了60万字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和《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为今后撰写在华外资银行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并不是一般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是对货币银行档案资料的一次历史性抢救,它为中国近代货币银行史填补了一块巨大的空白。
  1979年,甘培根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不久,他就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一等行员提升为该所的副所长(1980-199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1981-1994)、名誉主任(1994-2001)、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1987-1992)、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主任(1987-1991),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他1981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1991年起享受国家早期回国定居专家特殊津贴。在这期间他曾7次到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修、考察与讲学。
  作为金融学家,甘培根的研究工作总是紧贴着中国金融改革的脉搏。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要进行银行法立法,为了帮助人们就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等诸多概念取得共识,他和金融研究所的同仁们不断向社会介绍西方银行制度的情况,编写了《中央银行比较研究》一书,对美、德等国中央银行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介绍了西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及其对金融的监管、跟财政的关系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方法等等。为了促进中国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他与人合编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的介绍了商业银行的理论、业务范围、资产负债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该书不仅作为中央电大金融系的教材,而且他还与林志琦等人亲自作为该课程的电大主讲老师,给辅导员讲课。同时,他还在1993年初和林志琦、唐旭合作汇编了《漫谈西方商业银行》一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为中国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作了舆论准备。
  甘培根戏称自己是“老金融”。这位“老金融”最觉得高兴的事情就是在中国最急需金融人才的时候,他有幸承担起了为金融系统培养中高级人才的工作。
  香港《南华早报》曾在1995年刊登过一篇报道,报道中有一段话说:在美国,如果研究生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学位,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张通向商业成功的通行证。而在中国金融界,这个通行证就是获得人行研究生部的硕士学位。
  这里所说的“人行研究生部”,就是甘培根曾经参与创办的、为中国培养了一代金融高级管理人才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事情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还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甘培根提出了一个培养新人的建议。上级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作出了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决定。
  甘培根接受重任,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中去。从选校址到请老师,他和其他几位创办人无不亲自筹划,亲自落实。刚刚诞生的研究生部可谓“寒酸”,她设立在北京西郊五道口一个很不起眼的旮旯,一个公社卫生院的旧址,是铁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两层红砖楼。就在这座旧楼里,1982年初,研究生部迎来了第一批共18名硕士研究生。虽然硬件条件不好,教学设施非常简陋,教学资料也严重短缺,但研究生部的软件条件却是最好的。在这里,甘培根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教学、科研、业务三结合的道路。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发展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大和人大的知名学者担任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经过多方联系,甘培根也找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他们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来专家,并长期聘请美国学者前来讲学。由于教学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许多国内外报刊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
  这些比喻的确恰如其分。当年的“研究生部”如今已叫“研究生院”,在短短的几年里,从这里先后走出了800多名硕士、50多名博士,他们都是优秀的金融管理人才,其中有96%在金融系统工作,21%在银行系统工作,更有三成活跃在年轻的证券市场上。尤其是最初的18位研究生,走出校门后都先后担任了金融行业的高级管理职务。
  此外,甘培根还受命参与筹建了由中央电大与人民银行总行合作创办的电大金融专科。这个电大专科,20年来也培养了成千上万名的大专生和本科生。
  桃李满园,这应该是甘培根这辈子最引为自豪的事了。
  自1988 年起,甘培根的社会职务也逐渐增多,他先后两届当选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并荣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颁发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优秀个人奖。
  甘培根是一位敢于大胆抒发自己观点,积极建言献策的政协委员。他发挥自己的业务所长,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制定,对“九五”期间的经济政策制定等等都提出了大量建议。他还先后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合作,提出了建立京津大金融区、建立环渤海发展银行等建议(据了解,国务院已于2005年1月在天津组建“渤海银行”)。在中国治理第一次通货膨胀时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议曾多次受到朱镕基总理的表扬,那份建议就是由甘培根亲自执笔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金融”甘培根现在依然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他还在不停地思索着……
(梁霄)
  [原文附照片12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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