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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 DAI AILIA

不倦的舞者

  在中国舞蹈界,人们都把她尊称为戴先生。她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她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她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四位世界杰出女性舞蹈家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她的石雕头像。

  2005年5月9日,北京,中央芭蕾舞团四楼礼堂里欢声笑语,喜气洋洋,中国四代芭蕾人欢聚一堂,祝贺中国芭蕾界的泰斗戴爱莲女士89岁寿辰。中央芭蕾舞团为戴爱莲准备了三层生日蛋糕,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短片,中芭优秀的青年演员为戴爱莲表演了《女子四人舞》、《堂吉诃德》、《吉赛尔》的经典片断。今天的戴爱莲,依旧精神矍铄,纯真风趣,几次用飞吻表达自己的感谢。
  从5岁进入舞蹈之门,戴爱莲一直在这艺术的王国里翩翩起舞,舞出一片彩霞绚美。她在前半生创建的煌煌舞绩,在后半生倡导的泱泱舞风,使她得到了舞界真诚的爱戴。
  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916年5月10日,戴爱莲出生在一个祖籍广东鹤山的三代华商世家里。仿佛生来受缪斯女神青睐,她从小就颇有音乐舞蹈天赋,早早开始学习钢琴,5岁学习舞蹈,7岁登台表演,10岁进入舞蹈学校学习芭蕾。
  1930年,14岁的戴爱莲同母亲、姐姐一起来到伦敦,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著名芭蕾舞教师玛格丽特·克拉斯克学习古典芭蕾舞,打下坚实的舞蹈基础。那时,她勤工俭学,当模特、抄乐谱、帮人打扫卫生、教舞蹈……。正当她一心步入芭蕾艺术殿堂之时,现代舞艺术家玛丽·魏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却使她感到强烈震撼,没想到还有这样感人的舞蹈!1937年,她进入了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为了追求丰富的表现力与扎实的技巧完美结合,她又跟随现代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学习了感情表现方法、舞蹈技术理论和拉班舞谱。
  在英国留学时,她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了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由于父母已是特立尼达的第二代侨民,所以戴爱莲从小就只会讲英文,对祖国的文化也知之甚少。但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根在中国。从书中,她了解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增加了她对祖国的向往。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掠。虽然身在异国,戴爱莲仍然无时无刻不关心中国的形势,并在伦敦经常参加援华中国委员会组织的抗日募捐演出。在1939年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回祖国去。
  刚刚回国,戴爱莲就在香港结识了宋庆龄。那时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会主席的宋庆龄,正在香港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抗日。在宋庆龄的筹划之下,戴爱莲举行了募捐义演,大获成功。从此,她更加义无返顾地投入到祖国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她辗转来到抗日的大后方,先后创作了舞蹈《空袭》、《东江》、《警醒》、《进行曲》、《思乡曲》、《卖》、《朱大嫂送鸡蛋》、《游击队员的故事》……并先后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义演,表达她对于苦难人民的同情和祖国命运的关注。
  在此期间,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与张大千等艺术大师们交往颇深。从他们那里,她接触到了许多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受益匪浅,这也使她萌发了寻找中国舞蹈之根、采集整理民族舞蹈的想法。她的丈夫——画家叶浅予非常支持她的想法,还亲自陪同她远行西部边疆。几个月的采风收获颇丰,她将西方舞蹈与中国民族舞蹈巧妙地结合,编排了《瑶人之鼓》(瑶族)、《哑子背疯》、《巴安弦子》(藏族)、《嘉戎酒会》(苗族)、《青春舞曲》(维族)等独具特色的舞蹈,组成色彩绚丽的“边疆舞蹈晚会”,不仅轰动了山城重庆,风靡了上海,而且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中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她的优美舞姿倾倒了观众,她的创新舞风使中国的舞蹈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她是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国民族舞蹈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瑶人之鼓》是她到瑶族聚居的山区采风后加工而成;《哑子背疯》则是提炼戏曲片段(一人扮演两人的“老背少”)而就。女子群舞《荷花舞》是戴爱莲的代表作之一。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了再创造,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炼,于简洁中见功力。戴爱莲的另一部传世之作是女子双人舞《飞天》。它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追求的不是敦煌壁画的描摹再现,而是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等展现翱翔天宇的意境,寄托人类的希冀与向往。《荷花舞》与《飞天》先后于1953、1955年参加在柏林与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舞蹈比赛并获奖,1994年,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至今久演不衰。
  怀着赤子之心的戴爱莲之所以能一步步走向事业颠峰,除了她自己本身的才华和勤奋之外,也得益于众多大人物的引导与帮助。1941年,在宋庆龄的引见下,戴爱莲结识了周恩来,这使她的爱国行为得以更多地发挥了作用。1944年,戴爱莲应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之邀,开办了育才舞蹈班,将一群难童培养成了中国第一代舞蹈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她把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以及拉班系统的现代舞技巧和理论课程,教授给她的学生。当时,新舞蹈在中国还是一片荒漠,老师难以找到专心于学舞蹈的学生,学生难以找到可以信赖的老师。在生活上,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而且老师还要养学生。但戴爱莲仍然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地开办舞蹈学习班,培养舞蹈演员,组织舞团,演出她的作品。她的不懈努力,为中国舞蹈教育事业开创了新的一页。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牵连,戴爱莲曾中断过对舞蹈的研究。但在1954年担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后,她又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她认为,艺术没有标准,尤其是民族舞蹈,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她的倡导下,学校除了教芭蕾舞和中国舞蹈外,还创办了传授亚洲舞蹈的东方舞班。在1959年被任命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后,她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利用拉班舞谱记录中国的民族舞蹈,并以拉班理论指导工作。她称舞蹈理论之父拉班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并将之引进中国。“如果音乐没有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传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戴爱莲总是这样强调。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芭蕾舞摆脱禁锢,重新开始了与世界芭蕾舞艺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从1979年起,戴爱莲年年都出国访问,尽其所能地为中国的芭蕾舞扩大影响,并且引进外国专家帮助提高中国芭蕾舞水平,她还经常担任国内和国际性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工作。在国际舞蹈界,她享有很高的威望。
  戴爱莲善于集众家之所长,吸收各艺术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灯,也看过梅兰芳所有的演出剧目。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她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现代、东方、西方、高雅、通俗、宫廷、民间……戴爱莲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这种爱促使她在创作中不懈追求中国舞蹈的神韵,与此同时以其精道的鉴赏力,将西方舞蹈的精华介绍到中国。她以其自身的优长和毕生的实践成为名副其实的沟通中、西舞蹈文化的使者。
  戴爱莲曾三次荣获国际奖。她1996年被香港演艺学院授予“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获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终生成就奖”,2002年获中国文化部授予的“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现在,耄耋之年的她不但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和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而且仍然活跃在舞蹈教学第一线。虽然她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每天都在排练厅里教学生,但她还常常到舞蹈学院去指导学生。她颇带调侃地说:“自己一看到别人跳舞的动作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忍不住要‘指手划脚’,这是多少年一直改不了的‘坏毛病’。”
  她仍笔耕不辍,用拉班舞谱记录整理着她所热爱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她的心仍然象年轻时一样,在艺术的王国里轻盈舞蹈……
(韩宗燕)
  [原文附照片18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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