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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 SHU YI

现代文学的守望者

  由于父亲老舍一生中的三大段“空白”,他在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后,在43岁时被“拉”进了文学界……
  为了一座文学“宫殿”的诞生,他在49岁时重新改变角色,从高级工程师的位置上换岗……
  在中国文学界,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舒乙这个名字的。这不仅因为他是名人之后,是大文豪老舍的儿子,更重要的,还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名字是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中国文学的神圣宫殿连在一起的。
  由大文豪巴金亲自发起、开始筹建于198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资料研究及交流中心的多种功能于一身,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从文学馆的筹备阶段开始,到1985年旧馆开馆,再到1999年新馆落成、2002年新馆开馆,现任文学馆馆长的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为了这座文学宫殿的问世,他茹苦含辛,呕心沥血,贡献了生命中精力最为旺盛的大好时光。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这里的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每一个雕塑、每一幅壁画,件件都寄托着他的深情。人们因此赞誉:舒乙“血管里流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血液”,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忠诚的守望者。
  舒乙出生于1935年,是满族。在他姓名中,“舒”是姓,“乙”则是父母给起的单名。为什么父亲老舍和母亲胡絜青要取这个单笔字作为他的名字?其中的来历是:他的姐姐生在济南,叫舒济,但上学时才发觉这个繁体的“济”字太难写。老舍夫妇“特别后悔”,到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由于1935年在中国农历中是乙亥年,也由于舒乙在姐弟三人中排行老二,所以就有了这个“简单好记的名字”。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文豪为子起名OO一笔解决”的故事。
  虽然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文豪,舒乙的童年却充满了坎坷。抗战初期,两岁的他曾随母亲在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现北京)艰难度日。后来,母亲带着他们姐弟三人辗转数省,历经了磨难,才逃离苦海,抵达重庆与老舍会合。
  舒乙的中学是在重庆、北平两地上的。1953年,中国要全面搞经济建设,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定:送大批大学生到苏联留学,学习各个专业OO只要是苏联有的科系全都学。于是,在此后的连续三年中,每年都有3000多个大学生被派往苏联各个高等院校。1953年6月毕业于北京二中的舒乙,就在那一万名大学生的第一批里。
  他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1959年,他学成回国,被派往林业化学研究部门,主持一项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从林木废料中制取酒精和酵母。在这个岗位,他度过了将近二十个春秋。
  1966年,人民艺术家老舍在“文革”遭受迫害,含冤离世。“文革”结束后,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因为,在老舍67年的生命里,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30多年。
  这30多年“空白”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老舍24岁当作家之前,他那时是个穷人,没有家谱,文字记录非常少;第二段是1924年到1929年,老舍25岁时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5年书,别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清楚;第三段是1946年到1949年,老舍在美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老舍也就一直没提在美国的事。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1978年,在文学界的要求下,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那些谜团。
  命运确实会开玩笑,竟让这位文豪之子在埋首试验室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后,在43岁才被"拉"进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文学写作。他的这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突然发现,这位文豪的儿子文笔好,考据可信,舒乙这个名字于是即刻叫响,他从此而走上创作之路,陆续出版了《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11本著作。
  舒乙深爱着自己的父亲老舍,非常以他为自豪。对老舍的许多著作,他都能背诵如流;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写老舍的。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如此深情地讲述着老舍当年的生活琐事:“他不严厉,但很严肃。他很爱带我去见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跟着,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跟在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脚和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跟了两年多,后来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回想起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在散文集《梦和泪》中,他更写到了自己在老舍先生离世前陪他度过的最后一夜:“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身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的回报给他”。当年的创痛至今仍深埋在心底,国家失去了一位艺术大师,他失去的却是那个挚爱儿女、有学识有绅士风度的慈父。毫无疑义,正是由于这种创痛、这种爱,促使他子承父业,也成了一位作家。
  1984年,已是林科院高级工程师的舒乙从这个位置上彻底“换岗”,被调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筹备建馆工作。
  中国现代文学历经风雨洗礼,硕果累累。建立现代文学馆是豪壮之举,是文学界几代人的夙愿。对此,耄耋之年的巴金更是耿耿难眠,他再三告白天下:文学馆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比写五本、十本创作或回忆录都重要。因此,不管那时哪一个重要领导人去上海看巴老,巴老所说的唯一的事就是兴建现代文学馆,此外别的事都不说。
  众望所归,舒乙知道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废寝忘食,日夜奔忙,为现代文学馆注入了大量心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她具有“生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文学界的重托。当宏伟的现代文学馆新馆巨人一样在北京的文学馆路上站立起来的时候,当那些珍贵的大师手稿和馆藏著作以及以文学大师及其代表作为主题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人像雕塑玻璃壁画大油画带着巨大的心灵冲击力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都说,舒乙的心思没有白费,他的汗没有白流。
  新馆开馆是在2000年5月23日。这一天成了中国文学界的盛大节日,除了巴金重病在上海不能到以外,几乎所有老一辈文学家的后代、家属通通来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冰心、丁玲、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夏衍、阳翰笙……他们的后代全都来了,按舒乙的话说,“你想找谁就有谁(的后代、家属)”。对此,舒乙感到很振奋,他很高兴文学馆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因为种种原因,文艺界历来不怎么团结,文人相轻,而且“派战”打得很厉害,但这些现象在现代文学馆里全都消失了。文学馆是团结的象征,有很大的团结力量,她以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文学大家庭凝聚在一起了。
  “把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学现象都纳入现代文学馆的视野。”这是舒乙的宏伟抱负。他认为,文学的“敌我分明”的年代已经过去,当年水火不相容的作家现在也可以让作品共聚一堂,因而,他告诉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把他的作品拿到这儿来。文学馆永远有他一席之地。”甚至“包括禁书、不好的书、毒草,我也要把它收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人“从中知道正面的教训、反面的教训”,“这对繁荣文学太有用了。”
  长期以来,一条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大陆和台湾两边,隔绝了两岸的联系。
  但现在,在舒乙主持下,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却毫无隔阂、没有龃龉地愉快共享着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殿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新馆开张时就设立的“卜少夫文库”。
  卜少夫曾经是台湾《中央日报》的主笔,曾经是反共的急先锋,但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出版家、编辑家。他带头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运到北京,捐给文学馆。这些书都是台湾50年来出版的,是大陆没有的,包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没有。藏书里面有很多签名本,包括蒋介石的签名本。卜少夫把它们捐来,这对研究海峡两岸50年来的关系史太重要了。“卜少夫文库”的设立,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东南亚的华文媒体评论说:舒乙用现代文学馆“统一”了两岸的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口,有一块凝重庄严的巨石影壁,正面刻的是巴金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巨石临街,人们常常在此驻足细看,体会它诗一般的意境和震撼力度。
  这段话,是舒乙特意挑选的。不用说,中国能有这么一座丰富的文学宝库,他觉得自豪;能够成为这座宝库的“守望者”, 他觉得自豪。
  (原文附照片18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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